班章所在的布朗山也是有名的古茶区,有12000余亩古茶园,雨季从勐海县城到布朗山的公路泥泞崎岖,几十里路却要开五六个小时。世代居住原始森林的茶农们对城里经济领域的这种乱相明显懵懂。是对是错,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却很激动地倾诉:太伤感情了,哪是真心帮我们?!
茶农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是最弱的。为防止再次被山外炒客利用,他们达成共识,再不许茶商与哪家悄悄议价,“统一涨降,全寨公开!”
“对大多茶农而言,茶叶涨价是脱贫的机会,而不是外界所认为的致富。”朱志安有点愤怒,“普洱茶当初那么便宜,茶农贫穷,怎不见外面关注?现在茶农好不容易赚点钱了,大家都来说事!”
王明也坦言,在普洱暴利里,小茶厂利润一般不超过30%,大厂30%至50%,更多的利润则被来自广东、福建的一级代理、二级代理赚走。“甚至高达300%。茶农在整个利益分配里微乎其微。”
山外来客对这个原始气息浓厚地区的冲击还体现在商业伦理上,一些茶叶做假的方式被带进深山。管笛告诉记者,有外地人到茶区深山办厂,“市面上看到过产品,地址标在小景谷,却从未在本地看见,也不知用的什么原料。”
一场反思正在云南茶界全面展开,尽管吵得沸沸扬扬。
云南省已提出明确目标要使“云茶”继“云烟”、“云花”和“云药”后,成为茶叶主产区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的新的支柱产业;力争到2010年,全省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400万亩,总产量20万吨,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但邹家驹忧心忡忡:热炒普洱已打破市场茶类平衡,危及云南省的茶叶产业机构。
过去一直以政府补贴方式指定下关茶厂生产砖茶(边销茶)供应藏区,但今春以来,由于原料上涨,砖茶从每公斤17元涨至80元,同时,由于商人大量收购囤积,原本进入消费领域的边销茶至少80%转入流通领域。今年4月以来,下关茶厂便再未向迪庆等藏区供茶。
“原来17元一公斤,有些藏民都喝不起,现在更没法喝了。”邹家驹说。更大的冲击还在传统的云南红茶,60多年来,云南红茶以“滇红”驰誉世界,但普洱热使得毛料骤涨,“以当下的价格生产红茶,每公斤成本将高达10美元左右,完全丧失了国际竞争能力。”
过去云南茶叶总产量10万吨中有6万吨是滇红茶,但去年仅产了1万吨。今年以来,“滇红”的出口已基本停止。“几十年打下的江山啊!”邹家驹感慨。
对普洱茶自身发展,邹家驹也提出忠告,普洱茶只是普通的消费饮品,长远发展之计应是让消费者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普洱茶,扩大饮用,而不是当作股票炒。
有专家认为“普洱茶是诸多奢侈品中的一员”,朱志安明确反对,“普洱茶首先是老百姓喝得起的茶。部分优质茶饼可以走高端市场、奢侈品,但这绝非主流!”
“没有炒家,普洱茶凭其特殊魅力也会逐步赢得市场,普洱茶还要涨价,但决不是这样的骤涨。”朱志安看涨理由之一是对比龙井茶与铁观音,在云南,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对比。
“2004年安溪30万亩茶园,收入过15亿元;而当时的思茅,70万亩茶园产值不过4亿元。”朱志安甚至认为普洱茶相对其他茶太便宜给炒客留下了空间。
适当的商业炒作在朱志安看来是可以理解与接受的,“但普洱茶不是药,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是一个好的饮品,这就够了。”
“老茶有一定稀缺性,新茶并不具备。”管笛认为投资者应对普洱茶理性看待,“我不提倡普洱是茶中古董的说法,不是所有普洱茶都有收藏价值。”
对一些媒体报道朱志安也有意见,“当初过分宣传普洱茶收藏升值,这不是引导人来炒吗?!现在看到暴跌,又一窝蜂质疑、否定普洱茶。”其实,要喝好普洱未必花高价,也并非喝得普洱才是茶中九段,但现在有太多不懂普洱茶的人在讨论普洱茶,“说普洱不值分文的人,我相信他并没有喝过真正的好普洱。”朱志安说。
当然,此次“普市”“地震”对地方政府部门而言更大的触动在于今后管理的加强与改进。
将炒青绿茶压成普洱茶等泥沙俱下的情况以及全省达到QS认证企业不过三分之一、不少初制所处于原始生产状态的现实都亟待解决。
西双版纳现有一个“人均一亩茶”的发展计划,勐海县现有茶叶加工企业682家,某官员介绍,入住新工业园区的所有茶厂都必须达到一千万元注册资本,“严格控制小企业,企业要有抵抗风险能力,否则最终害了茶农”。
然而,就像解决市场非理性投机,并不是靠几句号召与一纸行令就能简单解决的。-
投机这把火
普洱茶何尝热过?又何尝疯过?热的是人,疯的也是人!
撰稿/杨 江(记者)
在深圳调查私募庄家恶炒房价时,深圳社科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燕就说,当一个投资领域出现如此疯狂的集体非理性投机行为时,已经很难简单地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也许,在社会学中更容易找到答案。”
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国民性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专家章友德谈起他一个美国朋友的感慨:我惊讶甚至有点害怕于你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潜力,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你们这样,从城市到乡村,所有人都思考着怎样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