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驹说：“全世界的定义都是零发酵的就是绿茶，生茶毫无疑问当属绿茶范畴。如果将生茶也列为普洱茶，就等于抹杀了云南的绿茶历史。”
2003年，邹家驹曾提出一个普洱茶标准，当时，生茶并没有被当作普洱茶，后来随着普洱茶企业的风起云涌，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15人组成的专家组指定标准，邹家驹起初被边缘，没有被纳入专家组。
15人的专家组在新标准的起草过程中就围绕晒青茶也就是生茶是否属普洱茶炒得不可开交。专家、厂家、商家各种利益主体，纷争不断。
当时即有专家认为晒青茶属于绿茶，不能定义为“普洱茶”，要对科学、消费者负责。反对者则认为，古时的普洱茶就是指晒青茶，如仅包括后发酵茶，那普洱茶的历史就只有几十年，而不是几百上千年。
后一种观点，实际代表了厂家、商家等利益主体的主张。如果不把生茶纳入普洱茶范畴，企业的业绩将受到很大影响。
纷争不下中，专家组达成了折中方案：把晒青茶生茶称为“原普洱茶”，将经后发酵加工的称为“普洱茶”。
邹家驹后来被意外邀请参加了论证会，但他并未怎么发言，因为组织者给他的发言时间只有两分钟，且有人给他短信要求放生茶一条生路。
邹家驹悄然离开，《标准》最终将生茶归纳进普洱茶范畴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反感，很多人表示，搞了一辈子茶，现在反倒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有了“普洱茶(生茶)”的定义，企业扩大了运作空间，对地方政府而言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标准》实施后，企业雨后春笋，生茶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各家都将精力集中在生茶。
“生茶摆上十多年才会自然发酵成普洱茶。但现在提前享有了普洱茶的药理、保健概念与价值。”
“外部市场多数对普洱缺乏了解，《标准》更是把很多人忽悠得找不到北。”于是，生茶被拿来恶炒，原料暴涨，导演了今春生茶的疯狂。
央视不久前质疑普洱茶的药理功能，一些企业与部门希望邹家驹带头反驳，被他拒绝，“生茶就是绿茶，确实没有普洱茶的那些功能！怎么反驳？！”邹家驹反问。
他认为，《标准》直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准备将普洱茶标准从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听说，生茶将被排斥在普洱茶概念外。”
扭曲的市场文化
邹家驹几年前就捕捉到了热炒普洱茶的端倪，对“开茶店就是开银行、存茶就是存钞票”的批判是他的第一篇檄文。
我们都知道来自台湾地区的茶商是普洱热的主力推手与“祖师”，“其实，台湾人自身消费最理性。”邹家驹说。来自台湾的茶商李先生也告诉记者，台商清楚目前普洱茶泥沙俱下，“台湾人喜欢喝老茶，一般不到广东市场淘货，都在一个熟悉的台湾茶客圈内交易。”
今春的炒作，台湾人已经不再是主角，但在邹家驹看来，他们仍在给目前的茶市增添乱相。邹家驹记得，几年前在云南还很少看到关于普洱茶的书。
某邓姓台湾茶商堪称权威，此人率先出了一本关于普洱茶历史的书，送给邹家驹，“我一眼就看出历史错误，当即写文章反驳。”此后，关于普洱茶的各类书籍层出不穷，掀起了一股探询普洱茶文化的热潮，邹家驹说这些书很多都是在“创作历史”。
“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专家自居，混淆视听，打造了一个扭曲的市场文化基础。”
茶是一个饮品，满足更多的是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炒家眼里，也只有附加历史文化概念，普洱茶才有提升价值的空间。
这也正是这些书争先恐后出世的原因。“普洱茶长期以来不值钱，是因为历史文化附加值低，历史附加值低不代表没有历史，只是因为边远文化处于劣势地位，没有被挖掘。”邹家驹说。
“这正给文化炒家提供了机会，胡乱编造，有几个人静心研究普洱茶真正的历史？”
除此以外，他对一些商业炒作也很是反感，有台湾商人策划认养古茶树活动，遭到邹家驹驳斥：“这不是保护，是破坏！古茶树千百年来生长在原始森林，要哪个来认养？！”
瑞典哥德堡号中国行，也被炒家借作平台，大炒“哥德堡号”普洱茶，“居然还有领导为此去剪彩！”
各类专家粉墨登场，很多都被邹家驹质疑过，某台湾“专家”在云南开了一个普洱茶博物馆，开馆第一天邹家驹就发现了一大堆“赝品”，他拍照为据，回去后写文章揭露。
“他也没法反驳我，看到我客气得很，想让我不写。我管他呢！”邹家驹说，“那实际就是个茶馆，云南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一个平台？”
普洱茶很多概念，包括“茶中古董”、“干仓”、“湿仓”都是台湾“专家”发明的。
邹家驹一段时间一直疑惑，普洱茶在历史中一直没有所谓的“干仓”、“湿仓”说法，怎么现在俨然成了一个仓储标准？
绿茶在烘青时生命已终止，而普洱茶在晒青时，生命才开始。因此，烘青茶不允许用于普洱茶生产，否则越存放越苦。
“怎么防止烘青生茶被藏家发现？放在干仓嘛，绿茶就是这样保存的。”邹家驹认为“干仓”一说，实际是为了掩饰“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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