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老的“计程车”之谜
公元124年，汉安帝为了宣扬国威，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在浩浩荡荡的随行车辆中，有一辆双层的双轮马车，车的上层中间有一面大鼓，鼓旁有两个木头人，这两个木头人手握鼓棒，摆出挥棒欲击的架势，下层中间挂一口铜钟，钟两旁也站着手握钟锤的两个木人。车子每行进1里路，上层的木人就自动击鼓一次；车子行完10里，下层的木人就自动敲钟一次，这辆车叫记里鼓车，皇帝的侍从就用它来计算车行走的路程，这是人们针对文献记载想象出来的汉代计程车形象，它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程车，其功能约与当今汽车里程表相当。在技术上要求这么高的机械车辆难道在汉代就能出现吗？专家们经过潜心研究，给这个谜以明确的答复，那就是汉代确实巳经发明了计程车，而且我国古代的计程车还不止这一种形式。
首先专家们从汉代制车技术上论证了汉代制造计程车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制车工艺比较复杂，被称为“一器而群工致巧”，说明造车业内部分工非常细密。有专家通过对秦俑坑出土的木车统计，发现秦代车子的同类零部件是标准化的通用件，像毂、牙、辐、衡及其铜构件等，各自的几何形状、尺码、表面质量和机械性能，必定一样，因而可以做到互相替换。而且车子的舆、轮、衡等部分均可成为一些组合的单元。这表明秦代在制作车辆时有专业化的分工和组合。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车马作为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第一代君主的陪葬物，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已经修复的秦陵铜车，车轮仍可转动自如。长沙汉墓出土的车辐，近毂者，像人臂膀上的肌肉一样均匀；近牙者，像人膝下胶骨一样圆滑，可以想见汉代制车工艺的精湛。1954年山西永济薛家崖还出土了三件汉代的铜制轴承，原报导说它与现代汽车轮上的滚动珠架一样，是一种铜制的环行槽，内分四格或八格，格中有生铁粒的残余，即以铁粒为滚珠，这应是我国最早的滚珠轴承。最高车速和最大载重量是体现车辆性能的两项主要指标。秦汉时期所造车辆，“空车日行70里，重车日行50里。一车载25斛。”这些高超的制车工艺，为汉代计程车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计程车本身要求的技术来看，齿轮是很关键的一环。因为要使车辆能够自动计丑程，牵扯到齿轮的传动作用，汉代墓葬中曾出土了这种记里鼓车所用的木齿轮，说明当时的造车匠人，已经懂得运用一系列的齿轮，非常精确地将一个轴的回转运动，传送到另一个轴之上，使其也发生回转运动，而同速运转，同时还可变快或变慢，以及改变回转的方向。汉代的记里鼓车是否已经运用了金属质的传动齿轮，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几十年来，考古界尽管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发现过许多金属齿轮状物，有铁质的，也有铜质的，有斜齿、人字齿，也有正齿，有的年代可推到战国，但它们是否用于车辆传动，尚有疑问。有专家认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用于制动的棘轮。可以明确肯定用于车辆传动的金属齿轮还一例都没有发现。
古代记里鼓车还有一种是肀层的，车中间放一面大鼓，两个木偶（一个在鼓前，一个在鼓后）相对击鼓。车走过一里路程，两个木偶同时自动击鼓一次，只要注意木偶击鼓的次数，就可知道马车巳经走过的里程。这种记里鼓车是何时发明的？目前还是一个谜。晋安帝时（397—418)刘裕曾得到这种车。到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内侍卢道隆设计制造了记里鼓车，并且详细叙述了记単鼓车的构造、原理和尺寸：“此车足轮各径六尺，围一丈八尺，足轮转一周，地上行走的路程是三步。古代常法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此车共有八个齿轮，合二百八十五个齿。递相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如此就可知道车行的単.程。有专家认为卢道隆提出的记単.鼓车的造法，在构造上如按各轮的齿数计算虽然都是合理的，但就所记各齿轮的周节（即轮齿间相距的尺寸），则多有不合，很难使齿轮相互衔接而继续转动，不知道错误在哪丑？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曾根据卢道隆的记述仿制了记里鼓车，是否有传动上的问题，只有亲身试坐才能知道。
记里鼓车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机械史上的一大发明，虽然史书对它的构造和原理多有记录，但记単鼓车真实的样子如何,又是如何通过精确的机械原理来使用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